12、13两天休了年假。在11日下班以后，跑去可能被很多北京人淡忘了的新街口百货的二楼买了两双经典的鞋。一双飞跃、一双回力。还有印象不？那个我们小时候几乎天天穿的运动鞋。倒是都不贵，加起来90块钱吧。

然后12日去保定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因为是单独去的，他请我吃了顿好的，嗯，3个人1000多，还可以吧。保定的餐饮水平真的比北京高多了。

13日跑去天津找lj玩，逛了一天，然后晚上坐车回北京。刚出站，就发现北京在下雨，到了下地铁的时候，发现雨还真大。得亏我穿的是飞跃，便宜，不怕趟水，呵呵。不过忘记了那天是wp和xh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唉，人家结婚都一年了啊。

这几天过的一天天的毫无生趣，起床、上班、吃饭、下班、看书、上网……一如北京的雨天。烟也受潮了似的，抽的时候再也发不出燃烧时丝丝的声音。

最近好似郁闷的人很多，比如py小姑娘（虽然实际比我大吧：））。唉，郁闷什么呢？还有啥过不去的事情么？

这是firefox3的推广页面中的广告词http://www.spreadfirefox.com/zh-CN/worldrecord。从北京时间2008年6月19日2：16开始，到我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全世界一共有4804880人次下载了firefox3的正式版。

也是在这个网页上，标准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世界地图。在这幅世界地图上，国家的颜色是以该国下载firefox3的人次为标准区分的。可以看到，只有中国（大陆地区）、日本、伊朗、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和美国这么几个国家下载人次突破了100000。

中国因firefox3而红。

今天看cnbeta.com，发现了这则新闻

Firefox3能成为世界上首个24小时内下载次数最多的软件么？

说实话，对于从beta版就开始支持firefox的fffans（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我看到这则新闻时候的感性是兴奋的，一如昨天看新闻联播中报道尼泊尔终于实现共和了一样。

现在看出中国人多，特别是网民多的优势了。只要中国有1%的人使用ff，这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就是对世界开源运动的重要贡献了。

而如果，这1%的ff使用者能够聚合起自己的力量，在同一天里下载ff3，那是怎么样的阵势呢？

我已经加入，希望大家聚集自己的力量，加入这次活动。

方法呢？点击这个可爱的小狐狸就可以了：）

黎锦晖，字均全，湖南湘潭人。1891年出生，1967年去世。在官方的介绍中，此公乃是“我国儿童歌舞剧的开宗立派者、儿童歌舞音乐作家”，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更是能令不少人惊讶：中国流行歌曲祖师爷。他在所谓的“黎氏八骏”中排行第二。“黎氏八骏”是谁？话说在湖南南岳衡山支脉晓霞山下有一个不到10户人居住的小村落。这里有一户黎姓家庭，主人黎松安，是四乡闻名的文人学士，和国画大师齐白石（也出生在晓霞山下）是多年的挚友，二人曾组织发起了“罗山诗社”。黎松安辞官不做，着意用“新学”教育子女。特意设立了家庭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聘请了几位有秀才功名能掺用“新学”的教师，开设中西合璧课程，在讲授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的基础上，也讲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课目。而这个学堂的黎家子弟们，有八个非常杰出，为我国文化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称“黎氏八骏”。

黎氏八骏当中的人物说起来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大牛人。

黎锦熙－－中国注音字母之父、语言学泰斗，早年加入同盟会。1944年，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组织民主科学社（后改称九三学社）。1949年2月，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黎锦熙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

黎锦晖——我们下面要介绍的。

除此之外，还有：

采矿专家－－黎锦曜

著名教育家－－黎锦纾

著名铁道和桥梁专家－－黎锦炯

著名作家－－黎锦明

音乐家黎锦光——曾在上海长期从事音乐工作，创作有《采槟榔》、《接过雷锋的枪》、《送你一枝玫瑰花》等著名歌曲。在黎锦光创作的众多歌曲中，最教人难忘的莫过于《天涯歌女》以及电影《春江遗恨》里的插曲《夜来香》，当时不但风靡了整个上海与华北，多年后还流传到海外，世界各国出版此曲的唱片版近百种。

旅美华裔作家——黎锦扬

黎锦晖从童年起即接触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等乐器，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1910年考入长沙优级师范学堂，学习了浅显的西洋音乐。毕业后，任训练各县塾师的高级师范讲习所的“乐歌”课教师。又到明德、修业、周南、广育等校任乐歌教员，曾为《明德校歌》谱曲。要是仅仅是这么简单介绍他，估计很多人就容易把他混同于一般的音乐教师了。其实，他这个“音乐教师”可是非同凡响的。

为什么呢？

且不说在2004年春节的时候，央视黄金时段连续播出纪录片《一百年的歌声》，开篇即响起他谱曲的《毛毛雨》的旋律。也不说他创作的歌曲“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至今仍然传唱，单单说几段轶事就能让大家迅速的了解他。

1927年，有个叫王庶熙的湖南“细妹”来到上海，跟一位老师学习歌舞，这位老师先把她送上舞台，后把她送上银幕，几年后，一部《渔光曲》让她走向世界，老师还送给她一个漂亮的艺名：王人美。

这位老师就是黎锦晖。

1930年，一个18岁的小伙子抱着一把小提琴来到上海，他也跟这位老师学习，学的是作曲。五年后他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从此聂耳的名字无人不知。

这位老师就是黎锦晖。

1931年，也是位姑娘，叫周小红，又投到这位老师门下，老师一眼看出她的天赋，教她唱歌，三年后，在上海广播电台联合歌星比赛中她获得“金嗓子”的美誉，老师也给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周璇。

这位老师还是黎锦晖。

关于他的故事，别的大家就可以尽情Google去了，我也不多说。下面还说《桃花江是美人窝》。

1927年，在上海一所小学礼堂里，当小朋友们演唱完黎锦晖创作的童谣《摇啊摇》（别说没听过啊）之后，他宣布：“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此刻当空皓月，人人得以欣赏。以此为宗旨，‘明月歌舞社’即日成立。”这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专业歌舞表演团体。歌舞社成立后不久，在一位南洋商人3000块大洋的资助下，1928年5月，他们闯出国门，远赴南洋演出。第一站先到香港，在香港大剧场，八位青年女演员，身着雪白小纺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作词、黎锦晖作曲的《总理纪念歌》，一时间，剧场里观众肃然起立。一些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随之站起，全场气氛庄严肃穆。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当晚，香港同胞举行晚宴招待全体演员，庆贺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为国争光。

既然是去南洋，就不能不去新加坡。在新加坡，一天临近黄昏时分，妻子徐来叫黎锦晖到海边散步，他俩坐在礁石上，面对夕下迷人的大海，见到当地载歌载舞的男女青年，黎锦晖对徐来说，突然很想念风景如画的桃花江，和江边如画的美人。黎锦晖来了灵感，对着徐来唱一句，写一句，一首通俗温柔的爱情歌曲《桃花江》就这么诞生了。

歌词是什么呢？美得很。

(男)我听得人家说，

(女)说什么呀？

(男)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女)不错呀。

(男)啊!果然不错，我每天都到那桃花林里头坐，..来来往往的我都看见过。

(女)全都好看吗？

(男)啊!那身材瘦一点儿的，偏偏瘦得那么好。

(女)怎么好呀？

(男)全是伶伶俐俐，小小巧巧，婷婷袅袅，多美多--娇。

(女)那些肥的呢？

(男)那些肥一点儿的，肥得多么的称，多么的匀，多么的俊俏，多么的润。

(女)哈哈!你爱了瘦的娇，你丢了肥的俏，你爱了肥的俏，你丢了瘦的娇，你到底怎么样的选，你怎么样的挑。

(男)我也不爱瘦，我也不爱肥，我要爱一位，像你这样美。

哎唷!不瘦也不肥，百年成匹配。

(女)好桃花江是美人窝，你不爱那旁人就是爱了我。

(男)好桃花江是美人窝，因为你比那旁人美得多。

(合)好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男)我听得人家道，

(女)道什么呀？

(男)桃花江是美人巢，桃花颜色好也比不上美人娇。

(女)真好吗？

(男)啊!果然美妙，我每天坐在那桃花林里头瞧，来来往往的可不知有多少。

(女)有人介绍吗？

(男)有!我今天认识了一队，明天认识了一班。

(女)那怎么办呢？

(男)每天成群结队，笑笑谈谈，游游玩玩，无牵无--挂

(女)谁最中意呢？

(男)自从认识了你，我立刻，称了心，我中了意，我生了恋爱，我动了情。

(女)啊哈!我在那右边走，你在那左边行，我在那前面行，你在那后面跟，我看你准是爱了我，你准是动了情。

(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明瞭，我一看见你，我的灵魂就天上飘。

哎唷!爱情火样烧，我全身熔化了。

(女)好桃花江是美人巢，我不是美人你也爱上了。

(男)好桃花江是美人巢，因为你是那美人我才爱上了。

(合)好桃花江是美人巢，桃花颜色好也比不上美人娇。

1956年，黎锦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音乐大会，见到了自己的同乡，国家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黎锦晖，就对他说：“锦晖兄，你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影响好大啊！连红军都唱你的歌。不过我们陈老总把歌词改正过：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比不上红军多了。”黎锦晖心里明白：美人是指容貌美丽的女子，和贤人或怀念的人，这就是曾经在他们湖南居住过多年的屈原用过的“香草美人赋”的手法嘛。黎锦晖当即回答说：“改得好，红军就是值得尊敬的美人。”

这首歌的第一版，乃是黎锦晖的高徒周璇唱女声，周璇的初恋男友，也是她第一任丈夫的严华唱男声。后来版本繁多，邓丽君在80年代也唱过这首，不过是一挑二，听起来就不如金嗓子版的好了。

下面听歌。

当时出现的方案之多，有类于后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开始普及后的汉语输入法，真真是“万码奔腾”。以至于鲁迅当年名字的拉丁化拼法有12种之多。这些方案中法国人费希尔(A.Vissiere)的方案和德国人雷星(F.Lessing)的方案比较著名，但其中最著名、对当时和现在的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Wade)创立的威妥玛拼法。

威妥玛是英国人, 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同年在剑桥大学担任教授，教授汉语。与那些在汉语方言区活动的传教士们不同，威妥玛长期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地区活动，他熟悉的不是那种有着六个声调的闽南话，而是已经没有了入声字的北方方言。他仿佛不关心中国老百姓能不能读懂圣经，他创立威妥玛方案的初衷乃是让外国人能够学习汉语。1867年，威妥玛完成了《语言自迩集》，这本书中，他依照北京方言制定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后来经过他的同事翟理斯的修订形成了广为流传的汉字威妥玛拼法。

威妥玛拼法中，很多字母的拼法都和我们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相类似，也和过去的利玛窦方案类似。比如声母的p，t，k它选择用p’,t’,k’表示。怎么上面多了个尾巴？这是因为威妥玛用这个符号来表示送气音。而b,d,g则用p,t,k来表示。这个办法倒是符合国际音标的。

威妥玛拼法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对中国人名、地名的拼写方面。我们今天常见的北京Peking，孔夫子 Confucius ，孙中山(孙逸仙)  Sun Yat-sen，毛泽东 Mao Tsetung，蔣介石 Chiang Kai-shek等等拼法要么就是威妥玛拼法，要么就是变形的威妥玛拼法。在当时的中国，邮政系统本来有一套自己的对汉字地名的拼音方案，后来也主动放弃，而采用威妥玛拼法。甚至在1979年元旦之前，新华社对外发稿仍采用“Hsinhua”的拼法。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马亲王说郑观应当年总结了电报的“郑码”，这在我看来真是大功一件，个人的看法几乎这个“郑码”和百年后的那个“郑码”一样伟大。想当年刚有电报的时候，估计也正有一股诸如“汉字要适应电报化就要改成拼音文字”云云的汉字拼音化浪潮，一如后来计算机出现后，为了让汉字输入进电脑而产生的又一股汉字拼音化浪潮。郑观应此举，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当时的汉字拼音化者闭嘴了，虽然这个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就是用数字的电报码来表示汉字，总要受字库的限制，你不能给全部几万个汉字都编上代码吧，那样对于发报和译报的效率实在是影响太大了。但是不都编上的话总难免遇上一两个生僻字无法正常发送，比如生僻的人名、地名。这时候就要采用拆字的办法了。比如朱镕基总理的镕拆成金容，民进党主席游锡堃的堃就要拆成方方土。电脑出现以后，这个办法在gb18030强制推行之前也出现在各类网页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台湾民进党主席游锡方方土”如何如何。不过好似电报时代遇到的这个拆字的麻烦比电脑时代要多，因为那个饶汉祥秘书长的文言电报里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电报员就要连猜带蒙地分析饶汉祥秘书长究竟说的是什么了。】

威妥玛拼法上承利玛窦方案，下启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汉字等方案，在汉语拼音制定历史上可谓居功甚伟，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方案本来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但威妥玛方案公认是有缺点的，这个缺点就在于它的送气音，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声母后面的小尾巴。

这个尾巴在现在这种电子文档中仿佛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在过去就不同了。人们在传抄以威妥玛拼法拼写的汉语词句过程中，或许由于个人疏忽漏写这个尾巴，或许因为纸张或者笔墨的问题让这个尾巴看起来不那么清楚，或许读者在看的时候会把这个尾巴误以为是污渍。而且，如果没有受到过专业的培训，则外国人很可能不明白这个尾巴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读的时候bp不分，那就真成了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人听了也糊涂了。

另外一个缺点在当时却也不算什么缺点了。就是这个方案中j和zh不分，都是ch；q和ch不分，都是ch’。这种舌尖后音和舌面音不分的情况就会给外国人乃至中国人带来很大困扰。单独看一个ch你并不知道是应该发j还是zh，必须放到全拼中才可以看得出来。比如j，q后面一般是跟着撮口呼或齐齿呼的，而zh，ch后面多是开口呼或合口呼。虽然一般拼写出来不会混淆，但把这种方案作为教学法推广，好似还多少有点儿难度。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屈辱，是侵略，是洋教，是近代文明。当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他们惊奇的发现，这个他们曾是他们梦想中的理想国度居然是如此的落后与愚昧。在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中，传教士们发现，在同属大清皇帝治下的这五个城市中，抛开群众的高文盲率不说，居然口语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仿佛这五个口岸城市是属于不同的国度。广州是粤语，厦门和福州是闽南语，宁波和上海是吴语，这在19世纪的传教士们看来，简直如同将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统一于一个欧洲。传教士们的热情是很高涨的，他们决心为这些“不同国度”的人们创造文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向他们传播上帝的福音。

传教士们宣称，老百姓不认识汉字，听不懂官话，用罗马字母为他们创造文字是让上帝的福音到达这些文盲心中的最直接路径。而这个时候，传教士们也早就没有了他们的先辈如利玛窦等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尊敬之情，他们认为，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居然还存在着方块字这种顽冥不化的愚昧产物，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不敬。他们无视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书同文的文化传统，在没有完整计划的情况下，各地教会根据各地的方言认为创造了拉丁化的方言汉语字，其混乱程度有时候到了同一教区的不同国家来的传教士互相不识的地步。如汉语拼音方案中的zh，ch，sh三个字母，英国人创造的方案写作ch,ch’,sh，德国人的方案就是dsch,tsch,sch，而法国人的方案则是tch,tch’,ch。虽然传教士们认为古老的方块汉字是异教徒文化的产物，但如此的汉语方案却也不能不让中国的士大夫们认为这不是异教徒文化的产物。终清一代，这些教会拉丁化汉字的方案只在教徒和贫民当中流传，从未成为知识界的主流。

但传教士们毕竟是带着宗教的热情来传播他们的方案的。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江南一些地区竟然出现了一个小的扫盲高潮。不过这些“脱盲”的人们还是不会写汉字罢了。但他们学会了用一种特殊的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虽然是方言)。据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调查，到了1980年代，厦门地区还有约五万名老年家庭妇女会使用这种特殊的“汉字”。而已故厦门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的夫人，在当时也能熟练的使用这种“汉字”。

虽然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拉丁化的方言汉字在东南地区开始茁长成长。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却让这个畸形的幼苗短时间内枯萎掉了。分析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短暂历史可以发现，三个原因断送了这颗畸形的幼苗。

一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因素。民国肇造，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人们在政治上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求自立，反对列强控制；孔教会等鼓吹传统文化的组织更是将这种古怪的拼音汉字视作异端。

二是汉字的文化惯性。虽然那个时代文盲众多，但要让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放弃自己使用了二千年的传统文字，其难度更胜于登天。

三是教会本身的问题。五口通商涉及的城市不过五个，编出三五种不同的方言字母尚属简易。但汉字方言源流众多，不但方言有数种，就算是最大的支系北方方言又有多少种次方言为其支脉？外国人学中文本来就是相当困难，让他们分辨清楚各地方言的异同更是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偌大中国，若一个方言区就有一种拉丁化方言，甚至到一个次方言区就有一种拉丁化方言，乃至于一县一种拉丁化方言，放下群众之间交流不说，这么做不但要累死这些传教士们，连上帝本人恐怕都要轮回往生了。

这种教会罗马字最终在中国失败了。但它却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开花结果。越南独立后，这种文字成为了越南官方的正式文字。

教会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他们为西方侵略者做帮凶侵略中国的铁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何尝不是第一批试图让中国普通的工人、农民脱离文盲苦海，认识文明的先行者？基督教本来就寄托了被奴役的中东人民渴望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苦海，追求幸福的理想，以是观之，斯言不谬。

利玛窦（Matteo Ricci）‎，生于1552年10月6日，死于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中国的士大夫们尊称他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典籍的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西字奇迹》。

乍一看，《西字奇迹》仿佛是一本研究西方文字的著作，其实不然。这本名为《西字奇迹》的书恰恰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原书已经找不到了，坊间传说，梵蒂冈图书馆里可能有这本书，人家利玛窦毕竟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有好东西自然要献给教廷嘛，不过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1948年曾经到梵蒂冈图书馆寻找过这本书，结果是失望而归。不过虽然原书没有找到，可以说是失传了，但利玛窦在1605年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写的四篇文章却流传下来了。程君房这个制墨专家，在我们现在看来仿佛就是一个生产墨水的商人，顶多算一个工程师吧，可在明代，他的身份却不是如此的简单。读书人写字画画自然要用墨，可印刷书籍也要用墨啊。程君房的作坊做出来的墨是当时的贡墨，他为了宣传自己，印刷了一部《程氏墨苑》。这本书类似于现在印刷厂的印刷样张，完全是为了宣传自己。既然是为了宣传自己，不但用的墨要精益求精，内容上也要推陈出新。拿利玛窦这个洋鬼子写的东西放进去印刷，自然会产生一定的轰动效果。不料，商人的偶意为之却为我们保存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利玛窦的这四篇文章，前三篇都是在宣扬天主教的教义，不过第四篇中，利玛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

如果我们将利玛窦方案和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对比，我们会惊奇的发现，现在很多字母的用法基本上都沿用了利玛窦的方案。比如(前面是利玛窦方案，后面是汉语拼音方案)m-m，f-f，n-n，l-l，h-h，s-s，an-an，ai-ai等等。这个方案基本涵盖了明代几乎所有的汉语语素，虽然没有对中国人起到任何帮助，却给了当时的传教士们很大的帮助，更启发了后来的许多种拼音方案。

我们知道，汉字在拼音出现之前，中国人自己也想出了一些“土”的办法给汉字注音。最早的方式很原始，就是这个字读作某字。大家去看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几乎用的全部都是这种方法。比如“易，音义”。还比如“若读”，就是用一个读音近似的字去标另外一个字的音。比如“旋，读若宣”。说实话，这个办法很笨。如果被标音的字很复杂，用一个大家常见的字去标音也就算了，如果原来的字是一个很简单的字怎么办呢？比如我要标“一”的音，我该用什么字表示它的读音呢？如此，只能假设读者是一个至少知道四百多个汉字读音的人了。当然，即便如此假设，遇到了“若读”，也是没办法的。这两个字的字音的确近似，可是是个怎么的近似法儿呢？大概除了作者，谁也说不清楚了。

到了东汉，这一问题终于有了比较初步的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反切”。这一用，就几乎用了两千年。

反切的原理很简单，不是一个字可能没有同音字或者同音字也很生僻么？那我就找出两个同音字来，一个表示这个字的声母，一个表示韵母，这样不就可以了。比如“东”，我就可以说它是“德红切”，东的拼音是dong，德的声母是d，红的韵母是ong。好了，我只要把“德红”这两个字无限快的读在一起，那么随着德的韵母和红的声母逐渐的变弱，东字就拼出来了。

好了，现在有人说了，我不认识东，也不认识德，也不认识红，那我该怎么办？所以说，“反切”的办法也是假设读者至少会百余个汉字的。好在前面提到的陆法言写了《切韵》，把常用的表示声母和韵母的字给大家统一了，不然“反切”的效果会更受影响。你说东读作德红切，我非说读作邓洪切怎么办？难道说我还要把所有有相同声母和有相同韵母的字都认了么？我还不如直接认字呢!

到了秦朝统一，虽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但是方言他还是没本事统一的。比如中原地区管一种动物叫“虎”，而在楚国这种动物叫 “於菟（wūtú）”。这一点，在汉代著名学者扬雄历时27年写作完成的《方言》一书中反应的很多，比如“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再比如“秦晋之间谓之坟，自关而东谓之丘，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这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来自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想，会发现早期雅言对各地方言的影响。比如虎和於菟就具有同样的韵母，虎的声母h发音很轻，过去虎读做wū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再考虑到入声的因素，虎和於菟在读音方面的差异就很小了。同样比如子和崽，声母相同，只不过崽的韵母更为响亮罢了。这种汉语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不但能够说明方言存在的特点，又何尝不能证明古代中国雅言分布的范围之广，和古代中国各部族在文化上的高度同一性呢？

一般说来，古代汉语语音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先秦到魏晋是上古音，从南北朝到唐宋是中古音，元、明则是近古音。至于清朝以降，那就是现代音了。从这个划分可以看出，语音的分界岭是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在说到印欧语系的时候有一种奇特的说法，就是印度最穷的农村里说土话的农民可以和立陶宛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同样，我这个北方人穿越到汉朝，哪怕是汉朝的幽州，肯定听不懂那些人说的什么，但是如果是一个广东的客家人可能反而能和他们通畅的交流。谁让人家是魏晋的时候就南迁过去的呢。

上古音的代表是《诗经》，当然不是说那里面的字都有古代的拼音标着呢，我们了解上古音，主要是从《诗经》里面的韵脚了解的。比如著名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面鸠、洲、逑就是同韵的，至于女，呵呵，没准古代就是读nōu的。这个时代，一些字书的出现也对我们了解那时候的读音帮助很大。比如十三经中的《尔雅》，许慎的《说文解字》，读一读，很有用处。

隋代陆发言总结五胡乱华之后南北方的读音，写成了《切韵》一书。这本书原书已佚。到了宋代，出现了《大宋重修广韵》。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比较系统了研究了当时的读音。但《广韵》毕竟只是《切韵》的增补，对宋代民族融合对语音的影响反应并不是很完善，甚至对宋初语音的变化反映的也不太好。

那么有什么书反映了宋初语音的变化呢？在这之前先说一个小故事。寇准曾经和人辩论本朝官话应该用什么音，别人主张用陕西方言（秦音），而寇准则认为中原汴洛方言自古以来就是官方正统语音，官话还是应该用汴洛方言（河南话）。反映宋初语音变化的书就是一个出生在河南的学者。这个学者叫邵雍，号康节。他著名的《皇极经世》里面专门有一个“声音唱和图”。话说邵雍本是易学象数学的高人，一部《皇极经世》预言历朝兴替据说准得不得了。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出来了，有人拿着跟《皇极经世》一对比，好家伙，一模一样。

邵雍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但王朝兴替能和花开花落联系上，开口说话也和日月运行有关系。后人假借他名字写的《梅花易数》里不就有用说话的声调算卦的么？《皇极经世》里，邵雍用4卷，32个图来说明当时语音的情况，这就很类似汉语拼音方案中的韵母表和现代各种语言文字书中的声母韵母表了。

近古音的代表著作也很有趣。元代不是元曲很火么？为了让大家明白怎么押韵，元代的周德清写了本《中原音韵》来帮助作家们搞元曲创作。这本书对后代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戏曲创作的影响很大。今天我们去听京剧，说哪个哪个字是中东辙的，是江阳辙的，这就是《中原音韵》最初搞出来的。只不过古今变化很大罢了。

可以说民族融合对汉语语音最大的影响在于，将存在于汉语中的入声涤荡一空。到了《中原音韵》，几乎就看不到什么入声了。到了近古，特别是清朝中叶以后，带有浓重东北味的北京方言已经成为了全国官话的标准。而在这之前，包括对南京有着深厚感情的朱元璋，也不得不采用南京河南话作为官话。今天一些北京人对说河南话的人总是嗤之以鼻，殊不知，在北京方言成为官话前，人家说的才是“普通话”呢。